“药品已经入了医保，医院却买不到这款药？”
“来医院治病，为什么医生总会让我去外面买药？”
“我只是得了常见的小病，为什么给我开那么多药？”
患者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好不容易把药品价格打下来，医院却买不到这款药。
前几年关于医保谈判灵*砍价的热搜，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现场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把治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药物以每针70万降到3.3万，降幅高达95%。
这也揭示了医保的本质，就是以量换价。如果药品进医保，就保证了药品的销量。然而，药品即使能够进医保、入院，但是临床上能否使用该款药这完全取决于医生，因为医生拥有处方权。
药企如何发力把药品卖出去？通常采取学术推广手段，药企会邀请医疗领域大咖开一个会，他们是全国各地的医生、主任，这种模式下通常不是直接宣传药品，而是为了刷存在感。通过宣传一些与治疗领域相关的讲座，分享临床经验和诊疗指南，在这个过程中药企就顺理成章介绍自家产品信息。
接下来需要医药代表发力了。由于医生具有处方权，所以这些医生自然成为了医药代表们攻克的对象。医药代表为了让医生开具更多的处方，便想尽办法促进与医生之间的良好关系，只为达到销售自家产品的目的。然而这只是医生开处方的一个窗口，并不能成为他们的动力。
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与金钱挂钩，也就是吃回扣。比如每开一盒儿药返点20%或者30%，这才是最能打动医生的点。而这样的方式往往需要靠医药代表以现金的方式偷偷给到科室主任或者对应的医生。
医生和药企之间是如何进行利益输送的？虽然这些年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合规制度日趋完善，规避了一定的回扣现象，但是以下的情况却是屡见不鲜。
比如讲课费类型，就是邀请医生给企业的人讲课，其关于某疾病的科普作为劳务费用，药企就可以合规地给医生支付这笔费用。又或者是以研究费等方式，药企将钱捐给一些基金会，然后通过这些基金会发起研究课题，随后邀请医生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让他们获得高额的报酬。
一些药企眼光立足长远，也就是所说的培养自己的“亲信”。他们往往通过学术赞助的方式，针对某些有潜力的医师以资金或者其他方式来支持他们开展学术研究，通过这种长期资助来建立深层次的绑定关系。这样一来，那些潜力医师慢慢晋升成专家、科室主任后就给药企带来无形的利益。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钱色交易，这种非正常男女关系的方式，院里主任和医药代表的流言蜚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早在年《中国青年报》发文称：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吃回扣的行为，39%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
医生收受回扣实际上是利用权力寻租的一种行为，这些学术大咖大量收受回扣，不仅损害患者利益，医院形象。
根据我国《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药事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本机构药品处方集和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建立药品遴选制度，审核本机构临床科室申请的新购入药品、调整药品品种或医院制剂等事宜。
而药事委员会成员往往包括临床科室的主任、药剂科等专家领导，具有投票权。医院流通，就需要通过药事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否则即使医院销售。
药品进院难一、通过药事会正式进院
先由每一个临床科室主任发出新增药品品种的申请，然后经过药剂科主任初筛所有报上来的名单。最后由院长筛医院财务的药品，之后再正式召开药事会。
在药事会中，药剂科主任会介绍药品的基本信息，然后对应科室的主任介绍药品疗效等数据来说服委员会成员，最后由委员会当场投票。然后由院长签字，就算正式通过。可以说，这是药品进院方法中最光明，也是最繁琐、最耗时的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特批进院。既然是特批，那么这种类型的药一般是很特殊的。医院药剂科主任夏文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对一些临床急需产品，医院名录以外的药品，可以由科室主任提单，药剂科审核之后上报院长，院长特批入院”。
所以说这类药品往往药效非常好，同时是临床急需的产品。这种方式虽然减少了中间一些环节，但是对药品的要求较高，并且会要求注明是哪个病人临床需要。
第三种是其他方法。如临时采购，临床科室主任可以以病情需要等理由医院目录以外的药品，在获得批准后就可以在这个科室开具相关处方。
所以通过这三个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出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和院长决策权非常大。
卢某祥，作为藤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就没能禁受住医药代表、供应商们的“围猎”，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在职期间利用职权收受40万元和克*金，极腐极贪，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权益，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药厂为了能让自家药品顺利入院，就会选择用钱、医院高层，从而获得进院的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医疗“关键岗位”贪腐的原因。
此次医疗反腐大整治中，多名腐败分子被查，整顿了医疗行业，为贪腐敲响警钟，还医疗行业健康生态。
#医疗反腐#